当我坐在电影院，看着《好( hǎo)东西》里的都市男人以复( fù)述上野千鹤子的方式展( zhǎn)开雄竞，我不禁感叹进步( bù)主义在国内院线的表达( dá)也终于被推到了这样一( yī)个前所未有的位置。
对知识教育、质询( xún)精神和理性论辩（也包括( kuò)自我反思）所释放的充分( fēn)信任，使得《好东西》得以呈( chéng)现出导演眼中理想的现( xiàn)代公民的样貌。至少在影( yǐng)片中，这种乐观态度成功( gōng)冲淡了那些来自不公正( zhèng)系统和传统性别气质的( de)压抑，使得主人公们所经( jīng)历的世界（从社会制度到( dào)其中的男男女女）看上去( qù)还不至于无可救药。
也是( shì)第一次，我们能够在国产( chǎn)电影中看到女性成为更( gèng)“现代”的那一个，有能力对( duì)男性进行启蒙和教育，并( bìng)且获得男性的认可，尽管( guǎn)这样的场景比现实中来( lái)得更晚一些。从这个意义( yì)上来说，《好东西》是一部迟( chí)到的电影。
但与上映初期( qī)一系列“性别对立”舆论试( shì)图迅速将其锚定为一部( bù)“女性”电影不同，我感到它( tā)又绝不仅仅止步于此。实( shí)际上，它在价值取向上所( suǒ)包含的进步主义向度，关( guān)乎今天所有人或主动或( huò)被动卷入的那个“现代性( xìng)”。而许多时候，这样的表达( dá)显得虽然真挚，但缺乏对( duì)普遍性前提的审视和批( pī)评。
当我的心情慢慢从影( yǐng)片所带来的感动中平复( fù)下来，我意识它并没有真( zhēn)的说服我。尤其是，当我想( xiǎng)象将影片中的那个社群( qún)共同体移植到自己的现( xiàn)实土壤中来，我感到它无( wú)法实际存活。很大程度上( shàng)，它就像封控期间生长在( zài)小叶房间里的那些盆栽( zāi)，在精心照料下当然可以( yǐ)长得很好，并且令人羡慕( mù)，在特殊时刻也可以拿来( lái)救命，但相当一部分人永( yǒng)远也不会踏足那个房间( jiān)，而盆栽也没有能力脱离( lí)自己的温室。
谁的“附近”
在( zài)邵艺辉上一部执导的影( yǐng)片《爱情神话》中，一群上海( hǎi)中年土著可以为了价格( gé)不菲的小洋房、破镜待圆( yuán)的婚姻和出国留学的孩( hái)子嬉笑怒骂，围绕断了高( gāo)跟的奢侈女鞋、沪地特供( gōng)家常菜点心和传闻中一( yī)夜情的欧洲女影星而插( chā)科打诨。而到了《好东西》，各( gè)种具有鲜明物质属性的( de)沪地文化符号则基本上( shàng)屈居幕后，连容易被质疑( yí)带有“排外”属性的地方方( fāng)言也宣告退场。
不得不说，这( zhè)正是影片制作团队的精( jīng)明之处。它了解不同人群( qún)喜恶《爱情神话》的各自理( lǐ)由。因而，尽管总的来说，《好( hǎo)东西》仍然像是一出致力( lì)于打造上海的摩登城市( shì)形象的宣传影片，但预期( qī)受众已然从人到中年的( de)上海土著/老中产（包括那( nà)些并非在沪出生，但借助( zhù)改开的“时代红利”得以在( zài)本地扎根并老早就获得( dé)了市民身份的群体）转向( xiàng)了更为年轻的上海新移( yí)民/新中产，乃至更为中下( xià)层的“沪漂”人群。在这种转( zhuǎn)向或是升级之下，与“老上( shàng)海人”相关的地域文化门( mén)槛得以拆除，与此同时，以( yǐ)女性主义为代表的进步( bù)文化则借助影片中所流( liú)通的文化产品（包括书籍( jí)、电影、自媒体文章等等）和( hé)线下的文化消费场景（如( rú)艺术展览、livehouse演出、西式快餐( cān)厅），试图召唤出一批“新上( shàng)海人”。在这样的策略考量( liàng)之下，我们几乎一点也不( bù)惊奇，上海的地方文化主( zhǔ)政者会支持这部影片，并( bìng)将它视为“海派电影”的最( zuì)新代表作，尽管主角们几( jǐ)乎不再说沪语。这大概显( xiǎn)示了“上海”试图成为某种( zhǒng)跨地域新市民文化引领( lǐng)者的努力。当然，这也是上( shàng)海如同其它一线城市一( yī)样，在大范围和长时间的( de)外来人口流入中，已经不( bù)可避免地成为一座移民( mín)城市的现实在文化镜像( xiàng)中的反映。
然而，没有哪一( yī)种策略是万全的。如果我( wǒ)们熟悉《芭比》导演格雷塔( tǎ)·葛韦格的前作《弗朗西斯( sī)·哈》，那么几乎很容易了解( jiě)到，一个从帝国边远小城( chéng)镇孤身前往中心大都市( shì)的年轻女性，尽管拥有大( dà)学学历和艺术才能，但由( yóu)于缺乏任何人脉关系和( hé)家庭支持，所要面对的艰( jiān)辛处境。没有资历的“纽漂( piāo)”艺术工作者，陷于经济困( kùn)顿、四处搬家、打零工、阶段( duàn)性失业和思想迷茫的资( zī)本主义城市剥削和异化( huà)之中，很难不愤世嫉俗，面( miàn)对着特权阶层的纸醉金( jīn)迷大发一番“朱门酒肉臭( chòu)”的慨叹之词。这正是我们( men)在那部影片中见识到的( de)女主角的生活。而令人惊( jīng)奇的是，对于《好东西》里的( de)女性们来说，有没有钱似( shì)乎从来都不是一个太大( dà)的问题。铁梅从传统媒体( tǐ)出局以后，所涉及到的经( jīng)济考量仅仅是从新小区( qū)换到一处梧桐区（老租界( jiè)）的房子，并说服孩子放弃( qì)出国旅游的念头。小叶作( zuò)为一个十足年轻的小众( zhòng)乐队主唱（兼接零活儿的( de)音效师）能租住在铁梅隔( gé)壁的房子，不仅毫无经济( jì)负担，还能拥有大量的闲( xián)暇时间用于排练、恋爱，乃( nǎi)至帮邻居带孩子。也许，这( zhè)就是社会主义大都市的( de)卓越优越性？
如果说《好东西》展示( shì)了一种社群互助式的女( nǚ)性共同体范本，那么这样( yàng)的范本显然不具有普遍( biàn)性。借用一个时髦的理论( lùn)词汇，如果说这就是“附近( jìn)”在我们城市日常生活中( zhōng)的具象化，那么这样的“附( fù)近”未免过于小圈子了。不( bù)过在这里，我不光想对影( yǐng)片所营造出的那类精英( yīng)社群共同体提出批评，也( yě)希望对现实中存在的一( yī)部分城市进步社群提出( chū)批评。
诚然，进步主义社群( qún)的存在本身已经是一个( gè)个小小的奇迹。在一些身( shēn)份议题和生活方式上受( shòu)到打击和陷入困境的人( rén)们，能够按照个人意志自( zì)由选择，组建起传统异性( xìng)恋核心家庭以外的替代( dài)性人际网络，这本就是振( zhèn)奋人心的事情。但我们如( rú)何避免将“附近”变成一个( gè)具备过滤性质的容器，并( bìng)在不经意间用我们所操( cāo)持的精英话语建立起一( yī)层层的文化区隔？进步社( shè)群如何保持真正的“敞开( kāi)”，并尽量囊括更多的受压( yā)迫者，而不是在回避尖锐( ruì)矛盾的情况下进行自我( wǒ)净化和提纯？
我们不妨来( lái)做这样一个思想实验。假( jiǎ)设我们邀请一位从未学( xué)习过任何进步主义理论( lùn)，不懂“上野千鹤子”、“性别红( hóng)利”和“系统性压迫”为何物( wù)的“野蛮人”去观看这部影( yǐng)片，ta可能会得到什么。也许( xǔ)，在大部分时候，ta看到的仅( jǐn)仅是一些共享着同一套( tào)城市经验和文明准则的( de)男人和女人在打情骂俏( qiào)而已。ta们之间显然不存在( zài)什么根本的利益冲突，即( jí)便是微小的争吵也会很( hěn)快被ta们所共同遵守的“安( ān)全词”所打断或化解。至于( yú)“月经羞耻”，“野蛮人”很可能( néng)同样有“话”要说。例如在澳( ào)大利亚皮尔巴拉地区尤( yóu)尔河上游原住民的岩画( huà)上，人们就能看到两名一( yī)边跳舞一边来月经的女( nǚ)性。可以断定，在岩画诞生( shēng)的时期，ta们没有读过任何( hé)一本现代作家的著作。
这( zhè)里带来的启示也许是，当( dāng)我们将公开谈论“月经羞( xiū)耻”视为当代城市进步文( wén)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 men)又该如何去处理不同文( wén)明当中具有差异性的女( nǚ)性反抗经验？甚至，当我们( men)假定所有被划为“前现代( dài)”的文明区域都存在与我( wǒ)们自身经验完全相符的( de)性别隔离机制，我们如何( hé)去避免可能的自我中心( xīn)主义？
气味( wèi)、阶序与体制纠葛
尽管《好( hǎo)东西》存在大量的高光片( piàn)段，但在两次观看后，最终( zhōng)萦绕在我脑海并令我深( shēn)感不适的一点是它对“臭( chòu)车司机”的调侃。影片试图( tú)将网约车内的气味处理( lǐ)为一个纯粹的性别问题( tí)。但它也试图告诉我们，并( bìng)不是每一个男性网约车( chē)司机的车都是臭的。对于( yú)离异并自学上野千鹤子( zi)的前夫哥来说，保持车内( nèi)空气清新是他要守的基( jī)本男德之一。这似乎是影( yǐng)片通过性别反转来凸显( xiǎn)男性对女性规训之荒谬( miù)的一个例证。但在我看来( lái)，这也是一个利用“气味”的( de)标准来进行社群筛选的( de)例证。我们最终在影片中( zhōng)只能看到一个“香”的男司( sī)机，真正的“臭车司机”群体( tǐ)却是不可见的。
稍微搜索一下相关报( bào)道，就能知道“气味”不仅仅( jǐn)是一个性别问题。在上海( hǎi)的“臭车司机”越来越多，是( shì)由于长三角临近区域（例( lì)如安徽、江苏等地）的失业( yè)者不得不来到上海以这( zhè)种方式维持生计。城市里( lǐ)的租房和旅馆价格太高( gāo)，网约车驾驶本身的工作( zuò)时间又越来越长，导致他( tā)们选择长期睡在车里。某( mǒu)种意义上，将“气味”作为一( yī)种带有歧视性的身份等( děng)级标签而不自知，使它显( xiǎn)得更像是一个阶层问题( tí)。就像《寄生虫》当中，去富人( rén)豪宅做管家的基泽，总是( shì)被嘲笑带有“搭地铁的人( rén)特有的味道”。不知道搭地( dì)铁上下班的铁梅有一天( tiān)会不会也这样被人揶揄( yú)？
实际上，这就是我最担心( xīn)的问题。具备文化精英气( qì)质的进步市民或是社群( qún)成员，尽管秉持着“正直勇( yǒng)敢有阅读量”的道德守则( zé)，却依然在自身的“附近”当( dāng)中选择性地排斥掉一部( bù)分人，乃至运用自己的文( wén)化优势建立起新的社会( huì)区隔。
这并不是空穴来风( fēng)。当我们讨论城市女性间( jiān)温馨的育儿互助时，遗忘( wàng)的是忙于给女主角们递( dì)送晚餐的外卖骑手。通过( guò)将外卖员的形象排斥在( zài)荧幕之外，我们似乎坦然( rán)接受了零工平台作为城( chéng)市新型基础设施的合理( lǐ)性，也理所当然地接受了( le)同样作为外来人口的骑( qí)手所提供的廉价服务。
当( dāng)我们借助女性视角去呈( chéng)现女性搬家服务员的存( cún)在，以提高不同工种中女( nǚ)性的荧幕可见度时，却仍( réng)然止步于与女性体力劳( láo)动者保持一种交易关系( xì)，而避讳谈及跨越阶层的( de)女性共同体是否可能，以( yǐ)及可能遇到哪些阻碍（想( xiǎng)一想90年代的国产影片《女( nǚ)人taxi女人》）。
甚至，当我们将“正( zhèng)直勇敢有阅读量”作为一( yī)个崭新的口号来宣传时( shí)，也有意无意地将前两种( zhǒng)“好东西”与“阅读量”隐含地( dì)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得我( wǒ)们对女性主义乃至进步( bù)主义习得方式的想象变( biàn)得单一。当然，我并不否认( rèn)提高识字率和受教育水( shuǐ)平很重要，但在实际的历( lì)史上，一些进步的女权主( zhǔ)义者可能未必是接受过( guò)现代高等教育的女性，比( bǐ)如走在运动前线的女性( xìng)工人。另一方面，如果我们( men)确实秉持阅读可以带来( lái)“文明”的进步主义理念，我( wǒ)们是否至少应该尝试在( zài)自己的“附近”当中，为那些( xiē)来自不同阶层的女性打( dǎ)开这种可能呢？
也许要认( rèn)识到的是，操持着进步主( zhǔ)义话语的我们，基本都是( shì)在现代国家主导下所建( jiàn)构起来的文字书写和学( xué)校教育体系的产物——这可( kě)能也是为什么有一整个( gè)类型的导演会更习惯于( yú)将表达建立在依赖自然( rán)语言的台词而不是影像( xiàng)语言的基础上。而这样的( de)知识建制同样是导向不( bù)同社会分工和阶级形成( chéng)的重要构件。如果我们足( zú)够诚实的话，必须承认：新( xīn)中产阶层的形成以及地( dì)位的巩固依赖于那套将( jiāng)足够“努力”“聪明”和“有能力( lì)”的人从内陆低下层遴选( xuǎn)到沿海大城市来的晋升( shēng)机制。这其中自然地包括( kuò)了倡导极端竞争、优胜劣( liè)汰的应试教育和就业市( shì)场体制，也包括改开以来( lái)逐渐松绑的户籍管理和( hé)人口流动机制。
尽管《好东( dōng)西》着力于展现的是对某( mǒu)种进步社群生活方式的( de)“理想”，但它仍然无法摆脱( tuō)这些现实结构的重力。即( jí)便是铁梅这样的母亲，也( yě)难免有育女焦虑。在铁梅( méi)与茉莉就出国旅行是否( fǒu)重要所展开的争吵当中( zhōng)，一个呈现为“法国-上海-山( shān)西”的地域等级阶序被塑( sù)造出来。而当铁梅以“你已( yǐ)经很幸福了，多少孩子连( lián)上海都没来过”这样的话( huà)来劝说孩子时，她所输出( chū)的仍然是发展主义逻辑( jí)所提供的单一价值标准( zhǔn)。当然，在反映现实秩序的( de)层面上，她是对的：影片中( zhōng)没有提及但大多数人了( le)然于心的是，外地人要在( zài)上海送孩子进入影片中( zhōng)的公立学校，并让孩子拥( yōng)有本地高考的资格，父母( mǔ)必须至少有一方拥有超( chāo)过120分的居住证积分，而这( zhè)是绝大部分非本科学历( lì)和学位的人所无法具备( bèi)的。而当铁梅的老家山西( xī)只有在被打上“面食”和“平( píng)遥电影节”这样的文化消( xiāo)费标签才能和其他地方( fāng)相提并论时，我们所采用( yòng)的似乎也已经不是一个( gè)山西本地人而是上海市( shì)民的审视眼光了。
无意之( zhī)中，我们似乎透过这样的( de)罅隙窥探到一个成功移( yí)民也会遭遇的尴尬境地( dì)：一方面，脱离了家乡风土( tǔ)意味着不再与故乡人共( gòng)享同一种处境；另一方面( miàn)，在与移入城市的土著们( men)进行的比拼当中，土著所( suǒ)具有的深厚积累使得外( wài)来者越来越难以成为“赢( yíng)”家。这或许也是茉莉在学( xué)校遭受地域歧视和霸凌( líng)时，编剧最终选择让孩子( zi)既不依赖学校渠道，也不( bù)依赖同乡关系（影片中被( bèi)展示为一种依赖于男性( xìng)气质的“兄弟会”）来解决问( wèn)题的现实原因——而当我们( men)在影片以外了解到在我( wǒ)国农民工四十年的城乡( xiāng)流动中（无论是找工抑或( huò)城市安居），往往由于缺乏( fá)流入地的其它人际网络( luò)而不得不依赖于这类同( tóng)乡关系时，有必要再次指( zhǐ)出，这里所凸显的是不同( tóng)阶层在面临同一问题时( shí)所呈现的差异。
而当这一( yī)切以一种推动制度改革( gé)和现代化治理的方式去( qù)结构，并在客观上迎合了( le)相当一部分“进步主义”话( huà)语的时候，现实中的进步( bù)主义者应该如何去处理( lǐ)与体制的纠葛呢？一个单( dān)身母亲在遭遇育儿困境( jìng)时，通过寻求同温层互助( zhù)而不是尝试体制支持的( de)方式去解决问题，这一剧( jù)情设定本身呈现的就是( shì)特定阶层处境下一部分( fēn)人群才可能拥有的方案( àn)选项。
某种程度上，《好东西( xī)》提供了一个不涉及到变( biàn)革不公经济系统的进步( bù)主义版本，使它成为某种( zhǒng)舶来“文化进步主义”或“进( jìn)步自由主义”的晚近案例( lì)。因而，当我们在字幕里提( tí)及“fight the system”时，在多大程度上我们( men)必须意识到我们自身也( yě)是有待革命的一部分。当( dāng)我们提及“进步主义”时，是( shì)否有考量它所能达到的( de)效用和限度分别是什么( me)。
代步车、互联网和监控
和( hé)大部分观众一样，我十分( fēn)喜欢的一个影片场景是( shì)，当小叶在回家路上被一( yī)个陌生男性尾随时，铁梅( méi)骑着那辆前夫留下的代( dài)步车，飞驰着将尾随者驱( qū)离。正如进步主义一贯承( chéng)诺的那样：技术革新和生( shēng)产组织形式的改变，不仅( jǐn)能让人类的物质水平得( dé)到整体提高，也让两性生( shēng)理差异所导致的能力高( gāo)低变得不再那么重要——至( zhì)少对于许多现代职业来( lái)说是这样。通过善用这些( xiē)变化，女性能够推动性别( bié)不平等局面的扭转，并占( zhàn)据原本应有的一席之地( dì)。，因此，我们不难发现相当( dāng)一部分女权主义者对新( xīn)技术所采取的拥抱姿态( tài)。
而当《好东西》采用创造性( xìng)的剪辑——一种声画不对位( wèi)的杂耍式蒙太奇来呈现( xiàn)女性家务劳动的瞬间时( shí)，这确实展现了为女性意( yì)志所用的技术思维。电影( yǐng)影像技术本身也成为一( yī)种代步车，承载了女性主( zhǔ)义创作者向四处播撒火( huǒ)种的愿望。
然而，技术并非( fēi)一种绝对的客观物。或者( zhě)说，不能简单地将它视为( wèi)人的肢体的延伸。我们可( kě)以作这样的加法等式吗( ma)——当一个女性加上一辆代( dài)步车，她就等同或超越了( le)一个男性。我想相当多女( nǚ)性不会同意这种说法。当( dāng)女性使用一辆代步车去( qù)驱离一个尾随的男性时( shí)，她之所以选择这么做，必( bì)然还有她想要去使用面( miàn)前这个工具以外的理由( yóu)，那就是她调动了类似的( de)个体经验，想要去帮助另( lìng)一位女性。代步车在由女( nǚ)性意识驱动的社会关系( xì)之中，所发挥的功能显然( rán)超出了一个标准化的流( liú)水线工业品的初始定位( wèi)。
另一个影片呈现的技术( shù)案例来自王铁梅的自媒( méi)体稿件。评论区的“荡妇羞( xiū)辱”和“母职规训”以及各类( lèi)没有来由的辱骂对她形( xíng)成了一场铺天盖地的网( wǎng)暴。但我想强调另一个层( céng)面：互联网成为影片中这( zhè)位自媒体总编唯一得以( yǐ)接触到“附近”以外不同声( shēng)音的途径。这也映照着传( chuán)统媒体人在新媒体时代( dài)被迫转型的缩影——“启蒙”叙( xù)事失效后，居高临下的知( zhī)识工作者应该如何自处( chù)？从女性主义出发，我们再( zài)次来到与“女性”交叉的话( huà)题：一个进步知识分子（无( wú)论男女）可能会持有这样( yàng)的公民社会理想，即大规( guī)模工业生产、知识教育普( pǔ)及以及技术革新会带来( lái)一个人人崇尚理性和思( sī)辨的现代文明。但频繁发( fā)生的网暴可以说几乎是( shì)这一理想的对立面。几乎( hū)每一位进步主义者都会( huì)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me)。
与影片中借孩子之口说( shuō)出的那番精英取向的抗( kàng)辩不同，我不愿意采用类( lèi)似“乌合之众”这样的说辞( cí)去批评议论的参与者。相( xiāng)反，我把今天的互联网视( shì)为日常“沉默的大多数”在( zài)代表性缺失的现实逼仄( zè)环境下寻求心理补偿的( de)一个途径。这当然是很糟( zāo)糕的，倒不是由于那些拥( yōng)有话语权的意见领袖随( suí)时需要接受他人的评议( yì)和监督，而是由于许多缺( quē)失权利的人也容易遭遇( yù)无差别攻击。更糟糕的是( shì)，许多网暴者也许真的是( shì)在工作生活中无法“代表( biǎo)”自己说话的那群人。而网( wǎng)络暴力也并没有真的让( ràng)他们“代表”自己说出真正( zhèng)想说的。互联网民主不存( cún)在。
我想这不是他们原本( běn)就更没有能力运用技术( shù)去说出自己的话，而是技( jì)术在它出现时，就已经作( zuò)为一个被政治决定的中( zhōng)介物，影响了使用者说话( huà)的方式和途径——这其中也( yě)包括压抑他们说话。技术( shù)是一部分人的权力对另( lìng)一部分人施展的过程。也( yě)许，一些女权主义者在这( zhè)场与进步自由主义的联( lián)姻当中就技术问题说了( le)谎。如果我们可以接受直( zhí)播带货，用娱乐八卦的自( zì)媒体供养不赚钱的严肃( sù)报道，并认为数字资本平( píng)台可以成为“女性力量”的( de)载体，为什么我们又在影( yǐng)片中刻意隐去地铁安检( jiǎn)和推文扫码审核？审视周( zhōu)遭环境，借助智能治理和( hé)安全等名义，民族国家和( hé)垄断平台企业推广的多( duō)项监控技术，使得当代城( chéng)市已经成为居民的囚笼( lóng)。这显然是一个技术歹托( tuō)邦，又一次与进步主义者( zhě)的愿景相背离。
另一个政( zhèng)治联姻的代价在于，人们( men)难以想象用身份认同以( yǐ)外的工具去寻求各类受( shòu)压迫者的解放了。“交叉性( xìng)”的立足点当然一向是好( hǎo)的。但为什么我们很少承( chéng)认在那些失业和不稳定( dìng)就业的工人和农民当中( zhōng)，尽管占一半的女性可能( néng)受到另一半男性的压迫( pò)，但ta们同时也在遭受上层( céng)精英的剥削？而对于那些( xiē)仅仅提倡增加女性在高( gāo)层代表性的精英人士来( lái)说，我不相信ta们不会意识( shí)到这样的单一策略，将使( shǐ)得大部分女性继续生活( huó)在贫富差距拉大的现状( zhuàng)之下。连进步主义者自己( jǐ)也感到害怕的是，相当一( yī)部分陷入贫困和缺乏获( huò)得感的群体可能转向文( wén)化更加保守的立场，寻求( qiú)民族和国家主义的庇护( hù)，从而使得进步主义者在( zài)放松国家干预等方面的( de)诉求更不可能实现——这一( yī)点与美国的情况倒是不( bù)太相同。我们当然可以轻( qīng)巧地将这些人斥为没有( yǒu)受过良好教育的右翼民( mín)粹。但是，难道人的政治文( wén)化理念是像计算机一样( yàng)一出厂就储存在脑子里( lǐ)的吗？这样的局面是如何( hé)形成的呢？
就在影片上映的当口( kǒu)，导演由于给一条推文点( diǎn)赞就遭到众多女性粉丝( sī)的攻击。一些评论似乎认( rèn)为这是网络“激进女拳”对( duì)她们的温和代言人的抛( pāo)弃。但这里有必要做一个( gè)不同的假设：当一个身处( chù)三四线城市或是更边远( yuǎn)地区的女性发现自己无( wú)法（或没有能力）复制《好东( dōng)西》里的“进步”经验时，她有( yǒu)没有可能会感到自责。一( yī)种模版化的女性困境解( jiě)决方案是不存在的。而《好( hǎo)东西》作为由少数具有完( wán)备文化工业生产能力的( de)中心城市制作出来的流( liú)行文化产品，当它借助强( qiáng)大的发行而得以被全国( guó)各地院线的女性观看，这( zhè)中间是否也存在一种权( quán)力关系？它需要为此负责( zé)吗？这是一个有待讨论的( de)话题。但至少，这起“背刺”事( shì)件本身就与影片所构想( xiǎng)的女性社群形成了不小( xiǎo)的张力。
另一起值得提及( jí)的事件是，曾在互联网上( shàng)被女性社群“米too”的男性心( xīn)理咨询师李松蔚这次公( gōng)然出现在了影片的致谢( xiè)名单，引起不小的争议。然( rán)而电影团队和导演本人( rén)至今都没有就这一指责( zé)作出回应。片方的态度令( lìng)许多女性社群成员都感( gǎn)到失望。如果说质疑权威( wēi)是进步主义者眼中公民( mín)教育的必修课，我们如何( hé)看待既有电影体系中导( dǎo)演与观众的权力关系？又( yòu)如何看待意见领袖与粉( fěn)丝之间的权力关系？我想( xiǎng)《好东西》为我们开启了又( yòu)一个讨论这些问题的起( qǐ)点。然而，相关讨论都由于( yú)眼下舆论环境的促狭、行( xíng)动空间的萎缩以及基于( yú)身份认同的更加严厉的( de)道德检视而变得过于小( xiǎo)心翼翼。
在影片中，铁梅和( hé)小叶有一场天台谈话的( de)戏：当铁梅哭诉她发现自( zì)己原来什么都做得不够( gòu)好时，小叶说，你不需要做( zuò)好每一件事。这场戏令人( rén)动容，也反映了女权主义( yì)者在寻求系统改变过程( chéng)中的两难：是身心俱疲地( dì)努力成为系统所认可的( de)那个“强者”从而掌握规则( zé)制定权，还是承认女性不( bù)可能成为这套系统中的( de)赢家，因而需要建立一套( tào)新的游戏规则。
问题的关( guān)键或许在于，新的“游戏”究( jiū)竟从哪里开始？一个略微( wēi)悲观的想法是，《好东西》6亿( yì)票房的1000万观众，仅仅是十( shí)数亿人的不到百分之一( yī)。而这已是一个不小的成( chéng)就。某种程度上，王铁梅局( jú)促的“附近”也是时势使然( rán)。当她面对小马讨好式的( de)询问，她也会恼羞成怒，不( bù)愿意回忆起她作为媒体( tǐ)记者的那段年轻时光。也( yě)许，连她自己都不愿意生( shēng)活在当下这样无法舒展( zhǎn)的空间里。但她暂时没有( yǒu)办法。而她可能已经没有( yǒu)足够的力气，像茉莉一样( yàng)从某些柜子里走出来了( le)。
